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陆德明近日发表声明，在公开认错的同时，对复旦大学让其停职审查的依据不服。笔者认为，与前些年因为抄袭被停职的北京大学教授王铭铭不同，王铭铭违反的是最基本的社会伦理，陆德明触犯的则是大学行政权力不应干涉的“作风问题”。当前中国大学的道德危机并不是大学生同居、教授嫖娼这种私德的堕落，而是学术诚信丧失、大学招生腐败等公德危机。
　　道德有两种：私德和公德。公德涉及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，涉及到社会，例如商业诚信、遵守法律等，而性道德、家庭伦理等私德只和参与者双方有关，和其他人没多大关系。中国的道德传统重视私德，轻视公德，它既以私德表现来裁定个体，并往往像陈世美和秦香莲的故事一样，轻易用公共权力干涉私德。
　　现代社会的进步之一，正是各种公共权力退出对个体婚姻道德、性伦理、个体友谊等私德行为的干涉，让个体的、道德的“自由行为”，归于非强制的社会舆论力量的监督和规劝。
　　现代社会可以包容私德有缺陷者，就像同性恋的法国哲学家富柯依然执教过法国的多所大学，这是人类现代伦理难得的进步；但人们不能“宽容”破坏公德者，所以，美国主张弹劾克林顿的理由是他作伪证和妨碍司法，而不是婚外情。
　　离开公德来提倡私德，不仅效果不佳，而且助长伪善，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伪君子们大行其道和道德压抑性的根本原因。所以，如同开除同居的大学生一样，大学的公共权力如果用来规劝个体的私德问题，即使是像处罚陆德明一样“大快人心”，却也是一种违反现代民主和法治理性的做法。